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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艺术鉴赏网
作者：鲍江逊 著名书法家、作家
图 毛泽东接见科技界代表时与鲍鼎交谈
沙坪坝的灯光
八年抗战寄渝洲，甘做沙坪孺子牛。
为国育才建筑系，高山仰止照千秋。
这是中国著名城市规划专家、古建筑保护专家郑孝燮，生前缅怀恩师鲍鼎先生所写下的。
位于南京的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有一尊鲍鼎先生的半身铜像。铜像是当代建筑学界泰斗、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用他在2011年获国家最高科学奖所得奖金500万元中的一部分，为缅怀其恩师鲍鼎所创。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鲍鼎任教的中央大学建筑系西迁重庆沙坪坝。由于战乱，迁校使得许多教师，甚至系里的领导都辞职离校，致使中央大学建筑系一时师资力量非常匮乏。最难时只剩下鲍鼎和谭垣教授，而且谭垣教授还随时要返回上海。鲍鼎临危受命，抱着对教育事业的责任心，担任了建筑系系主任。学校的厚望，学生们的希冀，全都落在了鲍鼎一身。入夜，沙坪坝那间低矮的寝室里，一盏昏黄的煤油灯，照亮他案头的工作计划和他任课的教案。没有教材，他只能自己撰写。他通夜忙碌着。实在疲乏了，停下来眯缝着眼，静静地望着眼前的那盏灯小憩。
他想起自己的少时，在昏暗的油灯下，做穷教员的父亲对自己谆谆教导。他想起自己日复一日地在昏暗的油灯下努力地学习。家里那几间低矮的小屋，老宝塔山在月光下天穹似的高高耸立着，陆水河的流水在月光下泛着层层的波光，故土东洲上一片片与小树林和树林里一间间房舍宁静安谧，渡河的小船平躺在河堤的那几棵老桑树下。就是这小渡船，一天天渡着自己到河对岸城里的朝阳书院(现赤壁一中)上学。
图 吴良镛教授（右二，两院院士）、钟训正教授（左二，中国工程院院士）在东南大学鲍鼎先生铜像前留影
1914年夏初，也是坐着这条熟悉的小渡船，踏上了启程去北京求学的路……
多么艰辛的岁月，除了教学，鲍鼎常常是四处奔走，为争取多一点的教师来校授课。在他的努力下，挽留住了谭垣教授，请回了徐中教授，后来又请到杨廷宝、黄家骅等教授。并请来梁思成、朱皆平先生来系开办讲座。也正是在那个艰难岁月中，培养出了戴念慈，吴良镛、郑孝燮、黄康宇、殷海云、黄兰发、张良皋等等，许许多多后来国家建筑界的栋梁之才。
后来在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任教的著名建筑史专家张良皋教授回忆道：1943年，我报考中央大学建筑系，笔试通过后，最后一关是口试。“走到建筑系，由系主任鲍鼎先生接谈，他听出我的湖北口音，立刻改用湖北话提问，使我感到亲切和放松。可惜我这个‘楞头青’回答问题不如人意，但没想到不久，就收到了入学通知书”。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鲍先生为我们讲西洋建筑史”，“鲍先生讲课严谨认真，虽然我只听了些关于埃及和巴比伦的古建筑史，1996年我游历埃及时，对那些法老时期的庞然大物却并不陌生。”在后来我读书的日子里，鲍鼎先生得知我因经济困难而有辍学之危时，主动给了我“馈赠”。支持了我将近一个学期的费用。毕业前最后一学期，鲍先生又给了我一笔钱，让我顺利完成了学业。鲍先生的赐予十分自然，我的接受也毫不勉强，就像接受父辈的赐予一样。当年鲍先生对所有学生都是春风化雨，关怀有加。
1999年，鲍鼎先生去世20周年，鲍鼎先生的故乡赤壁市为之主办了“纪念鲍鼎先生诞辰100周年大会”。许许多多鲍鼎的学生得知后自发地与会，表达了对恩师的无比敬重和爱戴。一位学生在发言中说出自己的由衷之言：“可以说抗战期间的中央大学建筑系，没有鲍鼎先生这样的人的苦力支撑并加以大力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的东南大学建筑系。”此话虽说是否偏颇，不好确定，但可充分的证明一点，那就是鲍鼎所持有的敬业爱国，传教授业，百折不挠的品质和精神，令人敬佩。
当年沙坪坝那盏长夜不灭的昏黄的煤油灯虽说早已熄灭了，但在当时危难之际的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全体师生们的心目中却永远不会熄灭。因为那灯光饱含着他们敬爱的老师鲍鼎先生不朽的敬业精神，以及他为国建功，为国育才的决心永恒。
图 建筑学泰斗鲍鼎先生雕像
“鲍鼎坡”的叙说
“我会继续努力!”这是1958年，毛泽东在武汉接见武汉科技界代表时，鲍鼎大声说的一句话。
的确，为了党的建设新中国的事业，鲍鼎尽心努力过。1954年，鲍鼎所完成的“武汉城市规划草图”及“武汉市总体(初步)规划方案”，成为武汉最早的现代城市规划。1956年5月编制完成“武汉市城市建设十二年规划方案”。
鲍鼎先生的专长为建筑史和城市规划。1928年，鲍鼎考取公费赴美留学，在美国伊利诺大学研习建筑学、获硕士学位。四十年代即有“北梁(思成)南鲍(鼎)”之称。赖德霖博士称他为“建筑教育家，都市计划家”。鲍鼎在三十年代发表《武汉建筑式样》、《唐宋塔的初步分析》1947年撰写的《五十年后大武汉之浮雕》(《工程》杂志第三期)较深刻地从城市规划的基本原理，对武汉城市规划蓝图作了大胆设想。而且许多如今都成了现实。文中明确提出“武汉为世界性的城市”，“长江汉水架设桥梁及江底隧道交通均为必要”。而且颇有远见的提出“决非仅一桥为已足”。
鲍鼎主持制定了汉口重划区的建设规划，中山公园的扩建规划，解放大道的建设规划，“汉口堤防堤岸建设”，“道路系统及仓储建设，组建武汉钢铁设计院、马鞍山钢铁设计院，设计和修建武汉医学院、中南局等工程，特别是确立青山区为武汉钢铁公司的厂区选址及其协助指导建设落成。
1952年，中央开始筹划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工作，建立武汉大桥工程局。鲍鼎先后会同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及苏联专家研究制定大桥建设方案。期间，鲍鼎提出的两个方案对武汉后来的城市建设和城市面貌有着特殊贡献。
其一是将铁道部拟定的铁路新线方案外推,使汉口铁路旧线与新线间有将近2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市区后来发展的宝贵用地。
其二是劝导苏联专家放弃了在龟山开隧道联结大桥的方案，改为沿龟山外侧街接大桥以便保护武汉特有的自然环境。而且从理论上，鲍鼎指出龟山、蛇山不属同一山脉。为了避免将来地层变动而影响大桥。鲍鼎的提案有理有据 ，得到大家一致赞同。
之后，鲍鼎又对这段坡反复斟酌，煞费苦心，最终提出上桥的铁路从龟山到江边跨过一段高填土的路基，使龟山和大桥自然衔接，浑然一体的方案，这方案同样得到一致认可。因为这方案既可为国家节约资金，又保护和美化了人文景观。后来有人建议，这段保留至今绿荫葱葱的龟山西坡(龟山下大桥引桥与汉阳桥头站之间的坡)起名为“鲍鼎坡”，鲍鼎知道后坚决反对而作罢。而这坡在知情者的心目中，它美丽壮观，和谐自然，它就是记载着鲍鼎勤勉和睿智的“鲍鼎坡”。
1957年，中央决定重建历史名胜黄鹤楼，鲍鼎主持研讨了重建黄鹤楼的设计方案。1958年在中国建筑学会青岛会议及1960年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多方征求意见后，确定最终的完善方案。当时，鲍鼎提出很明确的建楼原则，地势要高，使视野更开阔。让铁路公路在黄鹤楼下川流而过，使得五湖四海的人能一睹黄鹤楼的风釆。并且指明在楼的周边要有较大的绿化带等，这一切，在后来黄鹤楼的重建后得以实现。
1958年，中国具有世界影响的包括北京人民大会堂等10大建筑，鲍鼎作为专家，参加了设计方案的审定，并参加了开工到竣工、验收等全过程……
鲍鼎工作是努力的。为国家，特别是为国家的建筑教育事业，为大武汉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作出了毕生的奉献。鲍鼎为人是慷慨的，当年为建设长江大桥的需要，他毅然的将自己位于武昌司门口斗级营的占地面积一百多平方米，二层楼的私房拿出来做了建桥工程指挥部，而自己带着全家住进了政府分配给他的可免房租的公房，一直到他1979年因病去世。2021年，鲍鼎的故乡赤壁市档案馆新馆落成，希望展出鲍鼎的遗物，可他后人送来的，仅只有两方砚台，一块手表而已。可以说，鲍鼎先生深明大义，以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以自己为党的建设事业的所作出的好的作为和业迹为荣。
2019年和2021年，由武汉市规划编制研究和展示中心，武汉市规划协会主办，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指导下，在远洋之帆城市创新研究基金的支持下，创立了全国的专业院校，科研机构和设计单位参加的建筑设计及论文“鲍鼎杯”，以促进当代建筑事业的更快发展。
鲍鼎用他的一生的作为，实现了把建筑学理论与建筑设计理念高度结合，建筑学理论和建筑工程实施高度统一，个人情怀和国家需要高度融合的愿望。他努力了，真正的努力了!
愿“鲍鼎坡”永远葱绿，愿“鲍鼎杯”继续为祖国的建筑事业添光增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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