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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艺术鉴赏网
1945年的武汉，因沦陷时期日伪长期摧残，党的力量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武汉这块“沙漠”，急需垦荒队员去开垦，把根深深地扎下去。如何重建武汉党组织?如何重新开辟武汉的城市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这位电视剧《风筝》中女部长的原型，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深思熟虑之后，她走出了第一招棋，起用长期潜伏的地下党员赵忍安，派他到武汉去打前站。
和成银行当经理
赵忍安是个极有悟性的金融奇才，四年前在重庆化龙桥区担任区委领导成员时，南方局就把他的关系转过去，不让他与别人联系，潜伏在重庆和成银行。在和成银行，他业务纯熟，稳重可靠，几年间便由总务主任升为襄理。
和成银行总经理吴晋航看到抗战已经胜利，想把和成银行从地方银行扩充为全国性的银行，到上海、广州、长沙、汉口、南京设分行。吴晋航最初的拟议是，派赵忍安到上海去任分行副经理或到其他地方筹建分行。赵忍安立即向党组织请示:“不知道党组织需要我到哪个地方去，请组织决定，我是可以争取去的。”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指示:“你争取到汉口去，上海在敌伪占领时期，地下党不但保存下来，而且还有很大发展，将来还有重庆许多同志要复原到上海;而汉口在敌伪占领时期，没有再建立党的组织。你有这样的条件，先去把银行工作搞好，将来作为党的领导机关的一个重要交通站，由你和翁和新同志(注:赵忍安夫人)共同负责。所以要到把银行工作做好，使吴晋航对你更加信任。又说:“最重要的还是不能暴露，当银行经理就要像个银行经理的样子，要更加隐蔽。这是党交给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千万注意。”
赵忍安接受党组织决定后.立即向吴晋航表示愿意去汉口。吴晋航正在为去汉口的人选踌躇，闻言十分高兴，当即决定派他去汉口筹建分行并承诺分行建成后让其出任经理。赵忍安立即把这个消息转告了钱瑛，并询问还有什么其他指示。在他动身前两天，钱瑛派人传来口信:“你去了之后，可能在两三个月之后，市委的负责同志才能到汉口，用孙建业的名字作为联系暗号，以后你的工作就由孙建业同志领导。”得到指示，赵忍安很快动身。
1945年10月25日，赵忍安乘轮船离渝赴汉。翁和新因孩子小，交通不便，次年初才到汉口，她赴汉之前，也到红岩村接受了钱瑛的指示。赵忍安到汉口以后，立即着手筹建和成银行汉口分行。他一方面想使和成银行汉口分行尽快建立，提高在武汉金融界的地位，以取得总行的信任;另一方面积极准备迎接孙建业同志的到来。筹建工作虽然辛苦，但凭借他的精明才干，进展十分顺利。1946年1月3日，和成银行汉口分行在胜利街25号开业，赵忍安出任经理。
为“亲戚”安排工作
1946年2月，一封转孙建业收的信送到了赵忍安手上，他知道，这是组织上通知他，孙建业同志要来了。3月初的一天，银行传达室的人到经理室报告，有一个叫孙建业的人要找赵经理。赵忍安大喜过望，日盼夜盼，可把人给盼来了，连忙说:“是我的亲戚，快请进来!”来人孙建业正是钱瑛说的市委负责同志，本名曾惇。赵忍安把信交给曾惇，领他到楼上的寝室密谈。曾惇说:“我来两天了，已经有了住处，现在没有身份证，首先要解决一个社会工作，才能得到身份证，请你帮忙设法解决。
曾惇到来前，赵忍安就已经开始为他物色工作了。凭借着银行阔老板的身份，武汉各色人等都想结交他，甚至有求于他，谋一个职位对赵忍安来说并非难事。震寰纱厂经理刘梅生要向和成银行借一大笔款，用于把抗战初期迁到重庆的纱锭迁回来。赵答应借款的同时，提出了一个要求:安排一个亲戚在纱厂工作。刘梅生说:“厂子尚未开工，用人很少，蔡处长刚介绍一位姓王的，我无法拒绝。你的亲戚可否等纱厂开工再来?”这个蔡处长，赵忍安也认识，叫蔡立民，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武汉行辕第二处副处长。武汉沦陷时，被刘梅生的父亲救过，后逃到重庆，抗战胜利又回了武汉。因为有过救命交情，刘梅生为了自己生意方便，时常与蔡来往。有一次刘请蔡吃饭，让赵忍安作陪，于是蔡赵两人也认识了。赵忍安为工作方便，借着同乡之谊，经常请蔡吃饭，并且刻意与他泡在一起，在其他特务爪牙面前做出和蔡是至交好友的假象。当听说蔡立民要介绍一个姓王的进厂，赵忍安立刻警觉起来，这恐怕是蔡安插进去的一个特务。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对刘梅生说:“无论如何还请你安排一下。”刘梅生想着银行那一大笔借款，也就答应了。
赵忍安把情况向曾惇做了汇报，曾惇说:“这正是一个了解敌特情况的好机会，就去那里上班!”曾惇到纱厂上班后，发现姓王的特务就坐在他对面办公，这实在是太巧了。敌在明我在暗，监视这个特务更方便了。而姓王的特务觉着赵忍安和蔡处长是好友，自己和曾惇是靠他们的关系进来的，也不是外人，对自己的活动并未刻意隐瞒。曾惇借此掌握了很多敌特活动的情况和线索，对地下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防止特务破坏，起了不小的作用。1946年底，钱瑛从上海给翁和新来信说:“孙表哥住在武昌做生意很不方便，汉口交通方便，做生意容易发展，住在武昌要失掉很多做生意的机会，请你和表妹夫设法在汉口给他找个门面。”这是党组织用暗语指示赵忍安夫妇:曾惇现在不宜继续留在武昌工作，需要重新在汉口安排职业作为掩护。
经过赵忍安精心安排，曾惇又顺利“跳槽”转移到汉口一个私人钱庄当文书。因为这家私人钱庄的经理想要赵在资金寸头上帮忙，赵忍安顺势提出安排一个“亲戚”到他钱庄上工作。曾惇到钱庄当了文书后，深得老板器重和信任，靠这个职业作掩护，很好地潜伏下来。
省政府主席的座上宾
1946年，原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教育长万耀煌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主席。万与和成银行总经理吴晋航很有交情，连万在成都的公馆都是吴晋航借给他的。万来鄂之前，吴晋航在重庆设宴招待万耀煌夫妇，再三拜托他们对和成银行汉口分行给予照顾。吴晋航也写信给赵忍安，说万到任后务必去拜望他们。万耀煌夫妇到汉后，赵忍安和翁和新以银行经理与夫人的身份登门拜访，万非常热情，说如果和成银行有什么困难，他们一定帮忙。
接着、赵忍安夫妇设宴为他们接风洗尘，请了汉口商会负责人、银行公会负人和民生轮船公司经理李肇基等作陪。彼时，武汉工、商、金融界都想宴请新任省主席，为他举办宴会，都被一一谢绝，唯独和成银行的赵老板得了这个面子，大大出人意料，一时都对赵忍安刮目相看。
有一次.汉口银行公会理事长、交通银行经理邹安众设宴招待万耀煌，只上了头道菜，万就借口有事走了。万径直驱车到赵忍安家，说:“宴会应酬太疲倦，我到这儿来搞点小吃。”交通银行与和成银行在同一条街上，万的这一行动，更让人觉得万、赵关系密切，非比寻常。
赵利用与万的来往，迅速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为在工、商、金融界开展统战工作打开了大门。万到鄂不久，赵忍安就被选为汉口银行同业公会常务理事，1947年又被选为全国银行公会候补理事，广泛活动于工，商金融界的上层。
1947年底，万耀煌调走，张笃伦继任湖北省主席。张与吴晋航的关系更为密切，是几十年的朋友.张还是和成银行的董事。吴晋航来汉口时，张笃伦请他吃饭，赵忍安夫妇作陪，作陪的还有武汉市政府的主任秘书孙际旦及夫人。张笃伦特意对孙说:“以后对和成银行要尽力帮助。”孙受宠若惊，满口应承。当时白崇禧为筹集军费，经常要市政府出面向各银行摊派，弄得银行公会和工商界人士压力很大，纷纷求赵忍安出面，去找孙际旦疏通。结果确实有效，捐款先摊个数目，拖个一月左右，等金圆券大大贬值了再交上去。
1948年4、5月间，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路过汉口去襄阳，孙际旦在家设宴招待，请湖北省主席张笃伦夫妇、汉口市长徐会之夫妇，由赵忍安夫妇作陪。赵忍安十分厌恶特务头子康泽，不愿前往。他把这个情况汇报给曾惇，曾惇觉得这倒是个探听军情的好机会，鼓励他前去。果然，康泽喝了几杯酒后.谈到中原战局就吹嘘起来了:襄阳、樊城国军兵力很强，有四个旅和另两个团;即使樊城失守，襄阳前有河，后有山，精兵布防，固若金汤;襄阳城四个角都筑了堡垒，设了重防，城内司令部筑了大碉堡，四周还有四个碉堡护卫。康泽把布防情况讲得很详细。宴会之后，赵忍安夫妇回家一夜未眠，把脑子里记的情况互相比对，第二天一大早就向曾惇做了汇报。其后不到2个月，襄阳、樊城被我军占领，康泽被俘。
广交朋友的“智多星”
为了在武汉工、商、金融界开展活动，赵忍安广交朋友，于1946年同唐午园、李肇基等工商界巨头发起组织了“星期五聚餐会”。这个“聚餐会”开始是“四川帮”的银行界、实业界人士参加。后来，随着赵的社会地位和声望提高，当选为汉口银行同业公会常务理事和全国金融界公会侯补常务理事.“聚餐会”的人员逐步扩大到武汉的工商、银行界，最后发展成为有五十几个工商企业、银行经理、厂长参加的社交组织。申福新厂的总经理李国伟、经理章剑慧、厉无咎，市商会主席贺衡夫以及刘梅生、周兹柏(恒顺机器厂经理)等武汉工商界的头面人物都成了“聚餐会”的座上客。
这种“聚餐会”的形式很适合当时工商、金融界上层人土的社会习俗和需要，有些人借机了解各地市场行情和信息，有些人是打牌娱乐，有些人则喜欢闲谈聊天，在闲聊中往往涉及时政问题。例如，有次闲聊中谈到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引起了一场争论。李肇基、唐午园、厉无咎等人赞成苏联支持中共，主张中苏合作;也有少数人鼓吹美帝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政策。这样，通过“聚餐会”，既广泛结识了各界人士，又借此了解了他们的政治态度，有助于贯彻党“发展进步，争取中间，孤立右翼”的统一战线政策。例如:四川汇通银行经理杨某是青年党中央委员，当时来武汉秘密发展组织，经过金融小组讨论，决定赵忍安出面在工商、金融界人土中揭穿他的面目。有次，杨某在聚餐会上大放厥词，赵忍安抓住这一机会，通过唐午园在会上揭露了杨的身份，弄得杨十分狼狈，不久就灰溜溜地跑回重庆去了。
为了进一步团结武汉工商界的朋友，赵忍安还利用汉口银行同业公会常务理事和全国金融公会候补常务理事的合法身份，通过对汉口市工业会和银行公会的合法活动，巧妙地开展了对官僚资本集团的斗争。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打内战，扩军费，滥发纸币，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美帝大量倾销剩余物资，美国货充斥市场，形成垄断局面。在官僚资本的压迫和排挤下，1947年间，武汉不少民营工厂发不出工资，生产难以为继，有的濒临倒闭。很多中小工业资本家纷纷向汉口市工业会求援，要求银行贷款，解燃眉之急。而以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家银行为代表的官僚买办集团害怕火烧到自己头上，就耍了一个花招，名为“救济工业”却要民营商业银行成立贷款银团，并要工业会主持登记，自己却分文不拿，妄图把这一矛盾转嫁到民族金融业头上。
面对这一形势，赵忍安考虑到私营工业绝大多数是民族资产阶级，维持民营工业生产是个大问题，必须设法解决，否则就会造成不少民营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但当时民营商业银行自顾不暇，无力贷款。为此，赵以银行公会常务理事的身份，向银行公会出了个主意，即由民营商业银行答应贷款，但要中央银行“贴现”。所谓“贴现”，就是由民营工厂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由商业银行开出本票，再由中央银行垫款贴现，按照规定的期限(如半年)，由商业银行负责归还中央银行。
这个“贴现”的办法很巧妙，如果中央银行同意“贴现”，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到偿还垫款时，币值已一落千丈;如果中央银行不“贴现”，那么工业界人士、工人、社会舆论都会责难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也就摆脱了困境。这个主意立即得到几十家商业银行的拥护，工业会的所有厂厂长都表示赞同。
在工业会开会前，赵忍安又找工业会厂务理事孙葆基、厉无咎谈了这个想法，要双方(银行公会和工业会)共同“将中央银行的军”。会议开得十分顺利，先由孙葆基代表工业会提出要求银行同业公会联合贷款。赵忍安则代表银行公会表示支持，但说明商业银行当前的处境，要求中央银行贴现。开始中央银行副经理刘望岳表示不同意，但在工业会和银行公会双方集中向中央银行开火后，中央银行被迫答应下来。这样，在武汉临近解放的几个月中，各民营工厂靠贷款渡过了难关，维持了工人生活，并用贷款储备了一些黄金、银元和粮食，维持到武汉解放。赵忍安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进一步提高了他在金融界、工业界的声望，巩固了他在银行同业公会和工业会的地位。
筹集银元送瘟神
1949年5月12日晚，赵忍安接到地下市委的电话，说白崇禧派了一连人把电信局包围了，要进行破坏。赵忍安赶紧乘小汽车赶往电信局，到那儿一看，电信局果然被敌兵包围了。赵大模大样地递了一张司令部孟处长的名片，门岗就放他进去了。
赵忍安径直走进局长办公室，尤局长和祝总工程师正在里面商量，苦无对策。一见赵忍安进来，两人大吃一惊:“这里乱得很，你来干什么?”他说:“受中共地下市委的委托，找你们商量如何防止国民党破坏电信局。”两人听这话，更吃惊了:赵忍安这个阔老板什么时候受地下市委领导了?三人共同研究之后，决定找敌兵的连长来谈判，花些钱试试。经过谈判，敌连长同意给二百块很元就撤兵。加上外面疯传“共产党已进市区了”，敌连长也十分害怕，急忙拿着钱把一连人撤走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曾惇会见了张难先和李书城两位老先生，他们得知国民党武汉守备司令鲁道源要破坏工厂和轮船码头，建议党组织动员工商界给鲁道源送点钱去。曾惇立即派赵忍安、华煜卿于5月15日下午赶到市商会和工商界人士赵厚甫商量，后来凑了6000银元送到汉口永利银行大楼鲁道源守备司令部。当晚，鲁道源就从江汉关撤兵。(长江出版社《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日出江城》)
责任编辑：刘梅
